1992年,神经学家理查德戴维森收到了一个来自达赖喇嘛的挑战。探讨为什么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应对“生命的厄运”。为什么有些人在面临悲剧时更具有弹性呢？弹性是我们可以通过实践获得的东西吗？

当他在印度参观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达兰萨拉的住所时,达赖喇嘛问了戴维森一个很独特的问题。他说:“你一直使用现代神经科学的工具研究抑郁症、焦虑和恐惧。为什么你不能使用这些工具来研究仁慈和怜悯？对此，戴维森回答说“…我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对我来说研究这些东西很难。”

达赖喇嘛很感兴趣什么样的现代神经科学的工具可以揭示人们使用了多年的大脑,用戴维森的话说，“培养幸福…培养促进积极前景的思维品质。”其结果是，不久之后,戴维森带来众多的佛教僧侣进入他的实验室，使用一台MRI机器在他们的脑袋上带上电极片，或者检测几个小时。

戴维森和他的同事选定了8个“长期的佛教徒”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这些人已经经历了平均34000个小时的精神训练。他们要求受试者交替冥想状态和中立状态,观察大脑是如何改变的。“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注意到一些不寻常的东西。”戴维森说。“我们在大脑中观察到一种表明可塑性的物质“γ-震荡”变化幅度很高——即那些大脑更能够改变,例如,在理论上,变得更有弹性。研究人员还发现在核磁共振扫描僧侣头部的影像中，大脑中名为前脑岛的区域被激活。“每一个神经科学家都会有他们最喜欢的一部分大脑,”戴维森说。“前脑岛是它们当中的一个,因为它是保证在很多方面大脑与身体协调进行的场所。 ”“这个系统，支持着我们的幸福感与身体之间的不同器官和系统紧密连接起来,并以某种方式连接到对我们的健康问题很重要的免疫系统和内分泌系统。”

从第一次见到达赖喇嘛，戴维森对佛陀大脑的研究开始蓬勃发展。但他仍然不知道“同情”究竟如何影响大脑以促进更好的健康和更好的行为。伽马射线和照亮了的脑岛只能告诉你关于心灵和身体之间有诸多联系，并且由此启示我们真的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塑造更好的性格。戴维森的研究显示——正如他所说的—“我们都可以为我们的大脑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培养责任感本身可能就是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