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证据使人身陷囹圄或保持人身自由的能力是电视的主打节目，如“法律与秩序”和“CSI”。但并不是所有的DNA证据都是如此简单。

因为正义要跑步紧跟技术发展的步伐，关于如何获得证据的新问题就开始出现。

痕量DNA——微量的遗传物质——伴随着一些不利影响，在法庭内外造成困扰，并促使产生新的认识：法医学并不总是产生明确的结果。

这些样品，称为低浓度模板或低拷贝数DNA，一旦它们被复制用于测试时，质量往往会降低。混合的样品DNA也呈现类似的问题，因为它含有两个或更多人的遗传物质，每一个在匹配之前都必须先进行分离。

再有就是触摸DNA，它是非常小的残留，例如手枪扳机上的残留或圆珠笔上的。它可能就像三个人类细胞那么大。这种DNA可以被复制和检测，但一个确切的匹配往往很难被找到。

Frederick Rench，纽约州克利夫顿公园的一名辩护律师，在为一名客户辩护时，花了18个月的时间学习了DNA检测及其并发症的来龙去脉。

“这东西是如此的复杂，”他说。

当把痕量或混合的DNA样本作为主要证据被提供时，轰动的案件如呈现“溜溜球效应”的Amanda Knox审判也会得出结果。

在2009年，一把刀和胸罩上的低模板浓度的DNA帮助给Knox定罪，她是一位在意大利学习的美国大学生，和她的前男友Raffaele Sollecito，在2007年谋杀了Knox的室友Meredith Kercher。

但提供作为证据的DNA图谱质量的分歧使他们在2011年被免罪，在2014年在此被重审并定罪，但仅一年后又被无罪释放。

如何以及何时使用这些证据是有争议的。

“这是我们试图自己弄明白的东西，”一个依靠DNA证据免除非法获罪人们的非营利性法人团体——无罪计划的联络主管Paul Cates说。“我们意识到，在科学界关于（低模板数量DNA）存在着很多的争议，我们现在正在做我们自己的研究，以找出我们处于什么位置。”

头发的单链，单一来源的口腔拭子或血液都更容易被测试。他们是高模板浓度的DNA样品，往往在流行的法庭电视剧中可以看到。可靠而确切的结果通常可以预期；会进行大量的测试，并且通常只要一组DNA。测试程序也是相当的标准。

“任何有资格的实验室分析人员都可以遵循这些程序，并会得出不被质疑的结果，”Brian Meehan说，他是北俄亥俄大学的法医生物学教授，也是IntelliGenetics的一个DNA检测实验室的取证处主任。

低模板浓度和混合样品的DNA证据总是会带来争议，辩护律师和检察官会争吵证据的可接受性，从而会产生上诉并推翻定罪。

Rench的客户，JohnWakefield，被指控在2010年勒死纽约斯克内克塔迪的居民Brent Wentworth，在检察官将在放大器线——被认为是凶器上发现的DNA残留物与其相联系之后。使用DNA作为痕量物证，Rench认为要把它排除掉。

在结果出来之前，Wakefield已被同意加入由受害者所组成的团体，Rench说会解释DNA匹配的可能性。Wakefield在三月份被判有罪，并会在这个月被判刑。

前印第安纳州警官David Camm曾两次被判在2000年杀害他的妻子和孩子。五年后，在现场发现的一件运动衫上的痕量DNA被检测后，指出凶手另有其人。但是由于该DNA证据的低模板特点，因此检察官试图排除此证据。2013年Camm在入狱13年后被无罪释放。

由于DNA模板的浓度很低，基于样本的不确定性，分析师被迫做出Meehan声称的“受过教育的分析”。

“我们怎么能放心我们正在做出正确的指令呢？”他说。“进行分析和解释的程序并不是只有黑与白。”

在传统的测试中，样品和个人的遗传标记如何高度匹配存在着高峰和低谷。由分析师通过绘制跨越这些波峰和波谷的线来形成“分析阈值”，从而把“好数据”从“坏数据”中分离出来，Rench说。

测试时也会出现分析家们被迫做出主观判断的情况，他说。新技术可以帮助规范DNA分析，并创造更可靠的结果，Rench说，“这意味着我们将有更好的数据去提供新证据。”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会减少争议。

尽管已通过决定科学证据是否被受理的弗莱听证会已经宣布它们可以被接受，但TrueAllele个案——一个“计算机DNA解释系统”的结果，还是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法院被进行了辩论。

虽然并不是完全可靠，但计算机化的DNA检测还是获得了认可。其后果也是明显的。有人可能会问，辩护律师怎样盘问一个软件系统呢？

Rench说，这是一个显著的区别，他自己在与它进行摔跤。他只希望更好的证据将会带来更多的正义。

“谁可以和它争论呢？”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