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之前未被识别的轻度炎症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常用抗炎药，如阿司匹林，显示出对抗某些类型癌症的潜力——甚至当患者未曾表现出炎症的典型体征时。

一个由来自阿图尔巴特实验室的研究者们、计算研究所健康科学的医学博士兼主管、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儿科教授以及银恩·奔尼利—一位来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医学院拉滕伯格中心的免疫学和肿瘤学教授、医学博士领导的团队，确定了人类和小鼠肿瘤细胞中的一种存在形式非常微妙的炎症的作用。根据作者所说，这个所谓的“副炎症”也许可以解释许多不同形式的癌症是如何开始的。

“了解肿瘤形成的初始触发器是癌症研究的主要挑战之一，”来自巴特实验室的学者、迪菲·阿兰博士说道，“我们认为副炎症是这个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迪菲·阿兰博士与奔尼利亚实验室的博士生奥黛丽·拉斯瑞为新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

这项研究于2016年7月8日在线发表在开放获取期刊基因组生物学上。

常见的癌症基因突变“关闭制动器”

在过去十年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服用阿斯匹林或其他非甾体抗炎药（NSAID）的人群，对大肠癌、乳癌和许多其它恶性肿瘤较不敏感。这种关联十分神秘，因为看起来大多数阿司匹林能预防的癌症，一般没有明显的炎症迹象。

阿兰及其同事推测，必定有某种标准方法难以检测到的低级别炎症，能够与基因突变相互作用以引发癌症。

在先前的研究中，本-尼利亚实验室发现，他们能在小鼠中诱导出这样一种低级别炎症，他们将其归类为副炎症。他们发现非免疫细胞，包括已知的产癌细胞，能够激活一些通常由免疫系统激活的遗传通路。接着，这些通路与一个细胞分裂的调节子p53相互作用，以防止细胞继续生长和分裂，驱动它们朝着一个被称为细胞衰老的状态前进。

但是当p53基因突变时，正如在许多种不同形式的癌症中一样，研究人员发现，副炎症失去了其保护作用，并成为了正常组织的威胁。

“如果没有P53，刹车就被切断了，先前的防护力量，即副炎症就可能驱动肿瘤的形成，”本·尼利亚说。

新的研究发现了一种存在于老鼠中的具有致癌副炎症的特定基因表达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在试验中能引起肠道副炎症，还有p53突变。这个新发现的基因表达，给研究者们带来了一种检测之前不可看见的现象的方式，使他们能够在一系列小鼠类器官肿瘤、人癌细胞系和人肿瘤样品中检测副炎症。

这项新的研究在理解炎症和癌症之间的联系中，是一个重要进展，耶鲁大学医学院的免疫生物学家鲁斯兰博士说道。鲁斯兰博士于2008年创造了副炎症这个词，用以描述理论上存在的低水平炎症。他推测副炎症可能在细胞应对组织受损时起到有益作用。“能够从分子水平检测副炎症，应该会有助于制定了适应遵循这些刻板通路的肿瘤的治疗方法，”他说。

将副炎症与人类癌症死亡率相关联

为了确定副炎症在人类癌症中的作用，研究人员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一个国家健康电子数据库机构采集数据，并追溯检测了18种不同的癌症的6523例原发性肿瘤中的副炎症分子标记。他们发现，在所有肿瘤样本中，超过四分之一显示出副炎症，并且在某些类型的癌症中更为显著：例如，四分之三以上的胰腺癌中有副炎症，然而没有肾癌显示出副炎症。

研究人员发现，p53基因突变水平最高的肿瘤标本，副炎症的水平也最高，这与他们的假设，即副炎症推动P53驱动癌症相吻合。高度副炎症在快速生长的癌中尤为明显，例如胰腺癌和膀胱癌中。在癌症类型，高副炎症率与死亡率增加有关。

与他们最初的假设相符，研究人员还发现，非甾体抗炎药对小鼠肠道肿瘤及口腔、胰腺和直肠来源的癌细胞中的副炎症都能起到损伤。这些结果表明，新开发的副炎症遗传标志也可以用来更好地预测哪些患者会从癌症术后的阿斯匹林方案中受益。

尽管结果显示阿司匹林可能有抗癌的巨大潜力，研究人员还提醒，它并非没有副作用。阿兰设想对副炎症进行基因测试，类似于现有的预测乳腺癌复发的测试，以确定最可能从NSAIDs疗程中受益的患者。

副炎症标志的确定是一项多年合作的结果。在阿兰还是生物信息学背景时、与希伯来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阿萨夫赫尔曼博共同一作时且还是实验室的博士生时就已经开始。虽然拉斯瑞领导了希伯来大学奔尼利亚的动物和细胞系实验，阿兰加入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巴特实验室，以充分利用该实验室的技术，来分析计算公共生物医学数据集。

“公众的基因组数据使我们能够连接各个点，并借鉴小鼠模型的意义，推至人类，”阿兰说。

巴特列举了这项研究，将其作为数据跨研究界广泛共享后具有无限可能的重要例子。“这篇论文表明如何重复利用多年的研究数据来研究癌症免疫学——癌症治疗的最新领域之一，”他说。“更重要的是，它显示出了我们努力连接癌症研究模型，如细胞系和小鼠模型，与人体实际癌症治疗的好处。人体实际癌症治疗仍然在癌症免疫学中的一个重大挑战，我们已经具体筹资去解决。”